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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辞典:南京大屠杀如何被歪曲
徐州网导读:共和国辞典:南京大屠杀如何被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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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仇恨被引向对美仇恨,西方友人被错批成凶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在远东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我国为了政权稳定,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美政治运动,这种东西对立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剧烈。为配合反美政治运动,我国有意识地培养民众“仇美”心态。当时人民对“美帝”的仇恨相当模糊,对于日本的却仇恨刻骨铭心。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1951年初,我国以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重新武装日本为切入点,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运动。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自然被当作重点宣传对象。在宣传时,我国将日军暴行的控诉与美帝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相联系,最后引导民众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种宣传策略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歪曲了,甚至将原本救助难民的西方友人被错批判成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

“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个‘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遇难者纪念碑文被大幅度改写以证明国民党“卖国投降”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一直作为正统理论,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尤其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更演变成一系列的狂热社会运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亦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焊在一起。在“阶级斗争”路线下,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整个抗战历史叙述中,国民党的历史功绩长期被刻意掩埋,南京大屠杀也被当作国民党政权“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证明而受到侵蚀。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的变迁,说明了这一点:

“建于1947年的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1951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写。将纪念的对象,又增加了两名在1950年2月28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电厂45名工人的遇难,说成是‘将匪帮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将抗战初期南京沦陷时的国民政府,描写成‘蒋匪帮的那些反动头子和他们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们正在那里盘算向日寇卖国投降的阴谋’;将抗战胜利后厂方建碑纪念死难工人的行为,说成是‘欺骗手段’、‘假仁假义’、‘让我们被迫害而死的弟兄们含冤受辱’、‘要麻痹我们工人的阶级仇恨心和削弱我们工人的斗争意志’、‘真是阴狠毒辣到了极点’等,改写后的碑文强化了阶级矛盾,大大淡化了民族矛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梅汝璈写南京大屠杀被批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抗日战争描述有着十分严重“浪漫化”倾向。在“地道战”“地雷战”等为代表抗日题材的电影里头,不长脑袋幼稚到极点的日本鬼子被聪明机智的老百姓打得抱头鼠窜。可以想象,在这种氛围之下,讲述中国人民的生灵涂炭十分不合时宜。所以,不难理解,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斗的青春》被诬蔑成“大毒草”,其罪状之一就是“恣意污蔑抗日军民、大肆渲染战争恐怖……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研究举步维艰

除了受到东西方冷战以及阶级斗争意识影响外,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还受到中日关系变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对日方针。1954年,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研究开展得十分艰难。甚至当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也不得不考虑到中日关系。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修建参与者回忆:“中国政府对修建、扩大纪念馆非常谨慎,以免日方担忧,致使中日关系紧张。”(《南京人屠杀纪念馆与中日关系》,《新华文摘》、2007年7日)

在另一方面,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亦受到影响。

  1995年,华中师大的校长章开沅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但因当时处于中日关系友好期,“当时的政策是唯恐民间制造什么事端”,即使他是校长,他所在学校也没有把这项研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反倒是销售时排长队等候的学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南京大屠杀:抽象记忆和感情记忆》,王恺,2007年)

民间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传承
点击浏览下一页幸存者姜根福已于07年逝世

60年代知识分子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尽管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民间依然以自己方式拯救这段历史。从60年代初期开始,知识分子便开始着手编辑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1951年,郭士杰的《日寇侵华暴行录》由联合书店出版。作者收录的日军暴行比较广泛,如潘家峪惨案、平阳惨案、扬州万福桥惨案、重庆大轰炸、毒气战、细菌战、无人区等,“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回忆”位居篇首。其中,作者根据当时报刊上的记载,对南京大屠杀重新进行了整理,以‘灾难的开始’、‘杀人的比赛’、‘妇女的仇恨’、‘不屈的人们’等4个标题,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简要通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翻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收集了相关的照片,走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编写了一本约7万字的小册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人民日报》为此作了报道。1962年,适逢南京大屠杀25周年之际,对初稿进行了审定和增补。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苏新华印刷厂编排印刷出清样稿,但最后因故未能公开出版。这是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研究著作。”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幸存者试图摆脱政治讲述惨案,历史记忆在口耳相传中延续

虽然南京大屠杀历史被扭曲,进入大多数民众的记忆里头,但仍有部分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试图摆脱政治诉说这段历史,将这段历史记忆延续下去。

“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政府应对: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杀历史后开始重视

从80年代开始,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1985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以“尊重历史”为根本前提,来“讲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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